深度梳理陈智博悲剧的前因后果：系统性失败的受害者
陈智博的养父母将他带到美国，希望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
然而，他成为系统性失败的受害者，和众多没有归入“模范少数民族”迷思的人一样深受其害
在危机的最后关头，警察将他击倒在地
原创：Venessa Wong
原文：从中国领养，在波科诺斯被杀（Adopted From China. Killed In The Poconos）
BuzzFeed News Reporter，May 21, 2021。
译文：Nianhong Chen
陈智博摇摇晃晃地站在穿过宾州Stroudsburg市的高速公路的护栏上，看着下面驶过的汽车。这是2020年12月30日中午过后不久的寒冷的大风天。
陈智博曾给警察打过匿名电话，报告“一个可能的自杀者”。宾州警察赶到现场，在19岁的陈智博周围形成一个宽大的包围圈。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警察试图减缓紧张状况，但陈智博或站或坐在路上，几乎没有移动，对警察亦没有积极反应。长时间没有进展，陈智博穿上外套。警察反复要求：放下枪，走过来，我们谈话。一个警察说，“我保证没有人伤害你，我说到做到”。
终于，陈智博开始向警察的方向慢慢移动，他的手向下，一只手握枪。警察开了三枪，打在水泥护墙上。陈智博将手臂举起，指向两边的空中，然后停止走动。一个警察高喊，“放下枪”。陈智博再往前迈一小步，举起双手，左手握的手枪指向天空。他站立不动，随后更多子弹打破宁静。警察从70英尺外对陈智博开枪了。他被击中三枪，身体屈卷着倒在地上。然而，他手里的武器不过是个气枪。
对社会公正的奢求：无人倾听的呐喊
陈智博几乎全部的生活都是在美国度过。他的养父Gareth Hall是拉丁裔黑人，养母Fe Hall是菲律宾裔。他们在陈智博还是婴儿的时候从中国领养了他，又从纽约搬到地处Poconos山区的平静的乡村小镇，希望给他一个幸福的童年生活。但是，陈智博被这个系统击败，而这个系统也击败了众多来到美国的人，这个国家的精神健康系统在他深陷精神压抑的时候却让他苦苦等待一个可以帮助他的人，然后就是司法系统在他少年时期将他关押了很长时间。当他徘徊在自杀的门口时，赶来的警察杀死了他。
“我们搬到宾州就是为了安全地把他养大”，陈智博的养母Fe说，“从中国收养一个孩子，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却迎来这样的结局”。
尽管陈智博被射杀时高举双手的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蒙罗县地方检察署依然认定"使用致命武力是正当的"，并发布了经过编辑的事件视频。地检署将事件描述为"经典的由警察实施自杀的场景"。在一个声明中，地检署声称警察在试图和陈智博建立联系时的"显示了职业素养和热心肠"，因此具备处理事件的资格。他们还说事故现场的一个警察有处理精神健康问题的经验，另一个则有和人质谈判的经历。
最后，地检署的声明说"警察合理地相信陈智博的行动对他自己和他人已经构成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危险，除非使用致命武力"。
Fe Gareth和陈智博的作为律师的姑姑Nicole Henriquez发起情愿，要求宾州总检察长调查此事，发布完整的没有经过编辑的视频，并公布涉事警察身份。代表Goerge Floyd家庭和其他警察枪杀受害者的律师Ben Crump和Devon Jacob接手了陈智博案。
Crump说，"接受了训练本应将事态缓和的人看来把事态恶化了。就像George Floyd，他们没有给予陈智博合理怀疑的益处"。
尽管在陈智博案中找不到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证据，停止亚裔仇恨运动（Stop Asian Hate）的支持者们从陈智博的遭遇中看到了执法人员对亚裔的不公正。关于陈智博如何被警察枪杀的故事在关心过去一年针对亚裔的攻击和暴力的社媒圈子里流传。在为陈智博举办的集会上，人们打出"对种族主义警察暴力说不"的标语。
尽管这些努力，除了亚裔社区以及Poconos本地之外没有多少人听说陈智博的死。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里，他的家庭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对陈智博命丧警察之手的悲诉没有得到关注，尽管此事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Henriquez，作为一个拉丁裔黑人，说她认为是因为侄子的种族，“因为他是亚裔吗？所以没有人在意？”。
对陈智博案的冷漠冲击着深埋在亚裔心灵的神经：我们在美国是隐形人，从系统中划过却没有人对我们产生兴趣。同样的无助和公共冷漠的感觉曾诱发黑人发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呐喊。现在，越来越多的亚裔感到他们被错误地贴上所谓的“模范少数民族”的标签，却发现他们同样也要面对黑人长期抗争的不公正的系统。当越来越多针对亚裔的骚扰、暴力和种族主义见诸报端，激发了他们走出沉默。对于陈智博，这虽然来得晚了一些。
陈智博和养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
少年的梦魇：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幽灵
1987年Gareth和Fe Hall在纽约的一个教堂相识。他们在1995年开始恋爱并于次年在同一个教堂结婚。他们起初生活在纽约的Flushing和牙买加社区，后来他们决定收养一个孩子，于是在宾州一个叫Ponocos的乡村建了一座房子，并于2000年搬到此处，准备开始家庭生活。Fe说，“我们感到纽约不适合儿童成长，孩子不能到处玩耍。宾州乡下的新居对孩子也许更安全”。
除了宾州东北部平静的街道和乡村魅力，陈智博父母希望远离他们在嘈杂的纽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Fe记得她和母亲在纽约一起出去看电影时一个黑人冲着她们叫喊“ching chong"并挥舞双手威胁她们。“没有人帮助我们”。另一次在停车场几个白人冲她叫喊滚回自己的国家。当Gareth说“我想生活在Poconos，远离纽约城，抚养我们的孩子”，Fe不由得回忆起在纽约的痛苦经历，当然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经历同样的恶梦。Poconos是个美国小镇，人们走在街上彼此点头微笑，充满友好。但这不过是一种植根于白人美国社会迷思中的被理想化了的幻觉。
当Fe和Gareth第一次看到他们要领养的一个中国孤儿院的孩子的照片时，“我的第一眼就是爱，他立即成为我们的儿子”，Fe回忆道。2002年，他们旅行到上海，在陈智博第一个生日前八天见到他。这个新家庭在广州的Hard Rock Cafe进行了庆祝，然后返回美国。
他们在宾州的新家有四个卧室。Gareth给儿子一个带有L形壁橱的较大的卧室。“我从一个小男孩的眼睛里看出他喜欢这样的壁橱，在他喜欢的时候可以藏在里面”。
Poconos 刚刚经历了人口激增。开发商向像 Hall一家这样的城市居民做广告，希望通过他们正在建造的新的、负担得起的房屋来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1990 年至 2000 年间，蒙罗县的乡村人口增长了 45%。和Hall一家一样，许多抵达该地区的人打破了原来的种族同质性。根据人口普查数据，门罗县的非西班牙裔白人比例从 1990 年的 95% 下降到 2019 年的约 64%。
作为华裔，陈智博是该地区大约 2% 的亚裔人口之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Hall一家第一次到达时，他们所在的斯特劳兹堡镇大约有 100 名亚洲人。 Gareth 说他希望他的儿子学习中文，但他说：“回到过去，我在黄页上找不到任何东西，或者在互联网上。我真的不得不问在中国餐馆工作的人是否知道我可以让他参与的任何人或任何事情”，但他们没有。
事实证明，波科诺斯并没有成为Hall一家希望的种族主义庇护所。来自纽约和新泽西的“城市人”(当地报纸称之为新来者)的涌入在该地区造成了紧张局势。 2002 年，Poconos山学校董事会将学区一分为二，以适应该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揭示了对不断变化的社区的种族主义情绪。一位在决定如何划分该地区的委员会工作的人后来在 2013 年 Pocono Record 举行的关于种族主义的圆桌讨论中说，“他们分裂是因为成长，但人们意识到这些孩子看起来不像我们的孩子。在 Paradise、Barrett 和 Pocono，有很多人非常反对少数族裔进入该地区。”
即使是现在，代课教师Gareth（通常他是学校仅有的有色人种教师之一，即使在大多数非白人的学校中也是如此）说他听到学生使用种族主义语言。就在大流行期间学校关闭之前，他听到一名学生告诉一名混血亚裔美国同学，“你带来了这种疾病”。Gareth说 “我通常不会在课堂上失去冷静，但当时我无法控制”。
在担任主管护士期间，Fe 说一名患者曾要求更换几次护士，直到她被分配到一名白人护士。 Fe说，“正是这些经历留下了印记，”。
Fe 也目睹了陈智博所在学校之外的种族主义言论。Fe说 “有时，我只会听到这些对话的点点滴滴。有些人会说，‘陈智博，如果你真的睁开你的小眼睛，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斯特劳兹堡公立学校的亚洲家庭也有类似的经历。 16 岁的华裔美国人 Ryan Chen 说，虽然他作为斯特劳兹堡青少年的生活总体上“很正常”，但他过去一直是种族主义笑话的目标，孩子们用假汉语和他说话，使用“以 ing 或 ong 结尾的任何东西”。”他的父母共同拥有一家中餐馆，他们接到了人们的恶作剧电话，他们问：“我可以点一份煮熟的猫或狗吗？”。 “我猜他们只是认为不同的东西很有趣”。
16 岁的华裔美国人 Chris Hu 出生在斯特劳兹堡，他说：“在亚洲长大，很明显，你周围有一种刻板印象：‘哦，他擅长数学，吃狗’之类的”。他认为是朋友的孩子们称他为“ching chong”。Chris说他做了很多孩子都会做的事情：接受这种侮辱性称呼。当他们用这种辱骂称呼他时，他开始回应。 “我认为这会让我成为‘酷’团体的一员”。最终，另一群朋友告诉Chris，不要再贬低自己了。 “直到今天，这让我很受伤，我意识到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种族主义，而我自己也是是问题的一部分。”
无法重启的人生：失败的系统之树结出的苦果
Gareth回忆说，陈智博与他家族的黑人和拉丁裔文化有关联。他在他的短信上签名：“先生。西班牙裔布拉西安”。他听Daddy Yankee和Lil Baby的歌。Gareth说，他说话“就像一个年轻的黑人孩子”。他喜欢菲律宾的食物，比如煎饼、lumpia 和 Fe的姐姐为他做的酸味汤。他在学校和教会中结交了各种各样的朋友。 “有各种种族和信仰的朋友，我因此爱他”，Gareth说。
在处理种族和身份问题时，陈智博还面临其他挑战。
陈智博年轻时就有学习和心理健康问题。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以及听觉处理延迟导致他的养父母从四年级开始带他离开公立学校系统，加入一个家庭学校合作组，与他这个年龄组的大约八个孩子一起学习。他还患有抑郁症和反应性依恋障碍，这种情况会影响许多收养儿童并影响他们与人建立情感依恋的能力。
“我一直想知道他是否因为被收养而难以产生依恋感”，Fe说。 “他年轻的时候曾脱口而出，‘我只是想看看我妈妈的脸’。他没有说出来，但我认为他没有过多谈论被收养或被拒绝的痛苦，因为他在保护我们，特别是保护我，因为我是他的母亲。”
陈智博 10 岁时，他在玩火柴时不小心起火，损坏了建筑物的一个房间，但没有人受伤。在完成咨询计划之前，他被关押在少年拘留所。 “由于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与父母分开并与那些甚至 21 岁的陌生人关押在一起（其中一些是暴力犯罪者）所造成的创伤导致陈智博的心理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使他难以完成咨询计划”，家庭律师Devon Jacob在一份声明中说。他被拘留到 14 岁左右，之后他被释放并被缓刑。 “然而，到那时，损害已经造成”，Jacob说。一个循环开始了，陈智博违反缓刑规定，离家出走，然后再次被长期拘留 “。这个不幸的循环一直持续到他被枪杀。
根据 DA 的报告，在陈智博被枪杀的那天他告诉警察，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八年。但这件事发生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DA没有提供关于陈智博所指的任何其他信息。Jacob说，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不恰当地引用了陈智博的少年犯罪历史，尽管它与警方使用武力是否正当的调查无关。”
Gareth 和 Fe 不想透露更多关于陈智博这段生活的信息。他们希望为他伸张正义，而不必将他的全部暴露在公众面前。
“他并不完美。没有人完美”，Gareth在“Justice for Christian Hall”的脸书网页这样写道。 “但在我们眼里，他已经接近完美。”
4 月 10 日，一个温暖的下午，Hall一家前往费城举行集会，要求为他们死去的儿子伸张正义。门罗县地方检察官最近得出结论，“使用致命武力是合理的”，但三个月过去了，家人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摄像机镜头，也不知道射杀他们儿子的警察的名字。Hall一家要求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长进行调查。
Gareth 和 Fe 于2021年4月10日在费城举行的Justice For Christian Hall集会上相拥而立
集会在市政厅举行。附近，Positive Movement的鼓手为正义而战。费城解放中心的一群青年社会活动者，以及美国华人联合协会和亚太岛民政治联盟召集的人前来支持。州众议员马尔科姆肯雅塔和莫琳马登发言支持Hall家族。 “举起手！不要开枪！”抗议者哭了。
陈智博养父母向人群发表讲话，要求为他们的儿子伸张正义。
“陈智博不应该白死”，Fe告诉人群。 “尽管我不想这么说，但陈智博的死应该是变革和改革的催化剂。”
陈智博养父母说，他们以陈智博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支持被收养者的心理健康、警察改革、少年司法改革和打击种族主义。 陈智博的集会将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一名亚裔美国人在针对亚洲人的暴力行为激增的时候被杀这一事实。除此之外，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而是执法侵犯。
在生活中，陈智博体现了亚洲人很少描绘的经历：混合种族身份、心理健康问题、监禁，并面临与其他边缘化群体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他的的死，他成了对黑人和拉丁裔人民造成不成比例伤害的那种国家暴力的受害者之一。
达西·瓦达 (Darcie Wada) 是一名 27 岁的中国收养者，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白人，当她听说一名亚洲收养者经历心理健康危机、经历了自己的创伤和抑郁时，她说：“我第一次看到被警察谋杀的人，我无法忽视它”。她说感觉好像没有人支持亚洲人，她知道黑人长期以来都有这种感觉，现在她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感觉。
美国华人联合协会（American Chinese United Association）的发言人克拉克兰博（Clark Lambo)说，该组织当天召集了数十名中国人参加了此次活动。陈智博去世后不久，微信群里就出现了关于他的消息。 “我们想尽我们所能支持这个家庭，并说华裔美国人是美国人，他们在这个国家，他们想表达自己的声音”。
兰博是一名 27 岁的费城居民，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他解释了为什么陈智博的死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共鸣。 “我认为人们在陈智博身上看到了自己”，他说。 “如果他就这样死了，又不给当事人带来任何后果，谁说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呢？还是给另一个移民？或者对像他一样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陈智博被警察射杀事件反映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应对的现实：亚裔社区无法摆脱一直在伤害有色人种社区的压迫力量。 31 岁的 Hau Phan 说，在他 8 岁时，他的家人搬到费城的一个白人社区后，孩子们经常在放学后跟踪他，向他扔石头，恶作剧地往他家里打电话，并使用种族主义语言大声辱骂。他的房子每天都被扔鸡蛋。有一次，骚扰者从附近收集垃圾，并在 Phan 的门廊上点火。 “我的家人总是告诉我，来到这里就要面对这一切”，他说。 “那是在美国长大的一部分。你必须应对种族主义”。但现在，Phan 说，他看到周围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亚裔美国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而是加入了反对早于他们的家庭移民的不平等的斗争。他说：“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现在正在谈论这个问题，而且还试图解剖它，以及它如何与白人至上和警察暴行联系在一起。”
在上一次高调涉及华裔美国人的警察枪击事件中，2014 年，成群结队的华人和华裔美国抗议者集会，为射杀 28 岁的 Akai Gurley 的华裔美国警察彼得·梁 (Peter Liang) 争取“平等正义”。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在致命枪击事件中没有白人警察被起诉的情况下，一名亚裔警察被起诉，并说梁是“为了补偿未被起诉的白人警察而牺牲的”。这一次，亚裔美国人站在枪击的另一边，揭示了伤害那些不符合“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人的制度失灵，并强调了亚裔美国活动家为鼓励他们的社区加入种族正义的呼声。
在斯特劳兹堡，16 岁的高中生杰西卡·布雷迪在 (Jessica Brady) 知道陈智博 (Christian Hall) 之前参加了一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集会，那时在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被警察杀害后的夏天。她知道 Gareth 就是 Hall先生，她学校的一名老师。当学生们从新闻中得知当地一名少年被警察杀害时，他们最终拼凑起来，Hall 先生就是陈智博的父亲。她和她的朋友 Chris Hu 于 3 月 14 日在 Stroudsburg 为陈智博组织了一次集会，他们估计约有 200 人参加了集会。集会者举着带有陈智博照片的标语牌高呼：“亚洲人的生命很重要！”和“心理健康很重要！”。
布雷迪后来说她被同学骚扰。 “我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试图站出来反对它，斯特劳兹堡内部的仇恨变得越来越大，”她说。人们问她为什么要卷入其中，告诉她陈智博应该被警察杀死，并指责她追求名利。
“我在 Facebook 上的努力被那些从未见过我的人撕成碎片，”她 4 月在费城的集会上说。 “但我不会停止为正义而战。”
最后时刻：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智博去世前几周，他在利哈伊谷的一家购物中心目睹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陈智博看到一群拉丁裔孩子受到警察的骚扰，”他的姑姑Henriquez说。 “陈智博把它录下来发给我。他就像是，‘Tia Nicole，我们能做些什么？’”
Gareth 和 Fe 说他们的儿子被激怒了。他睡不着；他继续谈论了几天，最终想知道亚洲人如何融入更广泛的美国故事。 “在那之后不久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Gareth说。 “他说，‘爸爸，在民权时代，我会怎样？我会受到怎样的对待？’”。Gareth打算问他最好的朋友，华裔美国人，她会如何回答陈智博的问题。 “我记得对自己说，我必须打电话给她了解她的观点，这样我才能给我儿子一个更好的答案。我只是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做。”
大流行对陈智博来说很艰难。大约两年前，他被一位精神科医生停用了他的抗抑郁症药物，因为“他不喜欢它给他的感觉，”加雷斯说。然后他的治疗师于 2020 年 11 月离开了诊所，他被列入了新诊所的候补名单。 “在这里，咨询服务短缺，”Gareth说。该地区缺乏获得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机会，政治家已经注意到，包括众议员苏珊·怀尔德，他的伴侣自杀了。 Fe 努力为她的儿子寻找新的治疗师。首先，她的健康保险公司告诉她，即使陈智博在她的计划中，他也需要给自己打电话索取一份心理健康专家的名单。当他们最终提供了一份名单时，Fe 试图与陈智博的顾问预约，但被告知他必须给自己打电话，因为他是成年人。 “他总是呆在家里，不能和朋友出去玩，不能见家人，这让他很沮丧”，费说。然后他和他的女朋友分手了。Fe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他走上绝路”。
根据 DA 的报告，陈智博于 12 月 29 日晚上在 Snapchat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并附有标题，其中包括“我他妈的讨厌我的生活”。第二天，他给前女友发了一段录音，并称之为自杀信。在社交媒体上的最后一篇帖子中，陈智博用一张高速公路的照片构思了一个人临终前的最后时刻，关于他眼前一闪而过的生命。
陈智博去世时，Fe和Gareth正在寻找他。陈智博的一些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张令人不安的照片后联系了他的父亲，其中他写道：“RIP CHRISTIAN HALL 10/31/2001 – 12/30/2020”和Gareth的电话号码。当他被枪击时，他们离天桥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警察打电话给他们，指示他们到警察局。 “我们就像，‘天哪，发生了什么事？’”，Gareth回忆道。 “在我的脑海里，我在说，‘天哪，你做了什么？’”。然而，警察告诉他们陈智博已经死了。
当天晚些时候，Gareth看到的旁观者视频显示，陈智博被枪击时双手高举。陈智博家庭律师Jacob说，在如何处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问题上，“枪击事件存在问题”，“他显然应该在这结束时还活着。”
Gareth 和 Fe 继续为他们儿子去世的悲痛而挣扎。在费城，他们坦率地向支持者讲述了这种痛苦。
“当子弹结束了我儿子的生命时，我的生命也结束了。我和我丈夫和他一起死了”，Fe泪流满面地说。 “我们现在必须学习如何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生活。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吃饭。我们不能坐在厨房的桌子或餐厅里，因为那里有一把空椅子。我跪下来擦厨房地板上的污垢并把它扫掉，因为他是最后一个拖地的。他的电子游戏控制器和耳机还在咖啡桌上。他的夹克披在一张餐厅的椅子上，我不时把那件夹克靠近胸口，呼唤他的名字，告诉他我爱他，我想念他。”
全国预防自杀生命线是 1-800-273-8255。其他国际自杀求助热线可在 befrienders.org 上找到。为 LGBTQ 青年提供帮助和预防自杀资源的 Trevor 项目是 1-866-488-7386。您还可以通过 Crisis Text Line 向 741741 发送短信，在美国和英国免费、匿名的 24/7 危机支持。
关于作者：
Venessa Wong 是 BuzzFeed News 的记者，常驻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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